「復和」 - 香港的政治出路（１）：除去黑白二分的教條式思維

因著 6 月底前立法會將會就「2017 香港特首的普選方案」進行表決，未來一個月香港正進入關鍵的時刻，筆者希望把握時機發表一些文章引發讀者進行關鍵的思考。本來，筆者數月以來是集中思考政改通過與否的利弊，然而，筆者有次在一個電視節目中聽到黃成智先生提到「復和」的概念，擴闊了筆者的思維，看見政改通過與否不是最關鍵之處，最關鍵之處是無論政改通過與否，香港社會各界都應該倡導「復和」的概念與行動。

「復和」其實早於 80 年代，正當香港面向回歸中國的歷史性時刻，由楊牧谷牧師首先提出。楊牧師於 30 年前已看見若要成功落實「一國兩制」，中港兩地必須除去種種的不信任，甚至是種種的冤仇。今天，中港之間敵我矛盾的關係比以往是有過之而無不及，更加迫切需要「復和」的智慧。攔阻香港社會走向「復和」的原因有很多，其中之一就是黑白二分化的教條式思維。

近幾年，在香港的社運界中常聽見「我要真普選」，「向假普選說不」，「不要有篩選，普選必須合乎國際標準」等政治口號。其實，仔細思考，這些口號充滿絕對性，好像普選只有真與假兩種。若處理基要的信仰與道德的問題，這種非黑即白的思維是必須的；但若把政治宗教化，以「原教旨」的精神去捍衛一套政治理念，往往會為社會帶來衝突與分化。

在此，筆者不認為基督教信仰是反對民主政治，但不認同兩者可以等量齊觀。民主的理念與聖經的觀念是有相容之處。例如，民主是制衡統治者權力的機制，背後的前設是「權力令人腐化，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化」，這與聖經中人性全然敗壞的教義吻合，因為統治者是有罪性的人，不能被神化，需要受到制約；另外，民主讓人民脫離了極權者的壓迫，使人性的尊嚴得到尊重，百姓的福祉得到保障，而聖經雖指出人性全然敗壞，但同時強調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樣式被造，人性仍然是尊貴，社會需要維持公義，貧窮人需要得到照顧。

然而，聖經也多次記載領袖的失誤與百姓的叛逆產生集體犯罪的悲劇。在出埃及記，以色列百姓欲製造假神，而祭司亞倫又縱容他們，結果眾百姓集體拜金牛犢；在耶穌時代，法利賽人等宗教領袖妒嫉耶穌，利用百姓的愚昧，以群眾力量迫彼拉多釘耶穌上十字架。我們看見，不論是群眾迫領袖犯罪，還是領袖利用群眾犯罪，都會令「民主」失敗。因此，民主不是絕對的，民主能否為人民帶來福祉，乃取決於領袖與群眾的素質如何。

在現實世界中，領袖與群眾都是有罪性的人，民主政制下也產生許多問題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數十年來在全球輸出「民主」，許多極權國家採用了民主政制，百姓的生活可能比獨裁時代更不安穩。其中典型的例子如伊拉克，當美國推翻薩達姆政權後，在當地推行民主政制，選出來的馬利基政府其實是由美國扶植的。然而，當美國正式從伊拉克撤軍，這個所謂「民選」的政府根本沒有能力穩住大局，各個地方勢力紛紛組織武裝力量進行內鬥。在薩達姆時代，異見者的確會被暴力清算，但在強而有力的政權下，一般百姓還是有較安穩的日子過，相對現在永無寧日的武鬥，人民連基本存活也成問題。

中東的悲劇反映出民主政制所面對的一個關鍵的問題──人性的自我中心必然會產生許多矛盾。在民主政制下，各個持分者都得到充權，必然會為到自身的立場與利益鬥爭，激代內部矛盾。在中東原教旨色彩極端強烈的地區，內部矛盾演化成血腥的武裝衝突；在西方較文明的民主社會，內部鬥爭雖以和平的方式進行，但也令社會內耗，發展停滯。歐美國家面對金融海嘯後的經濟困境，總統往往在國會處處受到反對，難以推行合適的經濟政策。

筆者提出以上的例子不是要反對民主，而是要反對一種兩極化的思維，認為獨裁是百分百邪惡，民主是百分百光明。治亂世，有時是需要強權來壓住各方的鬥爭，方能使社會較為安穩；而民主政制則需要許多的配套與條件，才能有效處理社會的矛盾。若人民各持極端的立場，不為到整體社會的福祉求同存異，民主發展難免變得劣質。

以香港為例，近幾年不斷爭拗何謂「合乎國際標準的真普選」。其實，在民主政制實際的操作中，正如羅致光先生的分析，沒有所謂「真」與「假」之分，只有程度上的差異。沒有篩選的普選的民主成分當然比有篩選的普選為高，但即使有提名限制的普選的民主成分也的確比小圈子選舉的為高。因此，是否接受人大 8.31 的普選框架，並不是道德問題，更不是信仰問題，只是不同社群對民主進程的接受程度有所不同，不論各方持守什麼政治立場，都不應以自為站在「道德最高地」，把異見者視為「賣港」的敵人，繼而互相對罵。

再以西方的民主政制為例，她們的選舉也不是百分百的普及。美國的總統選舉是選舉人票制度，並不是一人一票每票等值，不同州分有不同數目的選舉人，最後是取得最多選舉人票的候選人勝出，不是總票數最多的勝出。這種不按人數比例設計的間接選舉，明顯是向較重要州分的利益傾斜；在英國，人民沒有機會直接一人一票選首相，只能投票選自己選區的下議院議員，然後再由下議院取得多數議席的政黨組織內閣，推舉首相，因此英國的政制也是間接的民主。至於在提名候選人的方式中，大部分的民主國家都沒有「公民提名」，而是由兩大黨推舉候選人，只有所謂「民意的代表」參與其中。因此，從民主國家的政制發展去看，所謂普選的「真」與「假」、「國際標準」其實都是空泛的理念。但今天社會各方為到這些空泛的理念而爭個有你無我，不實事求是去推動民主發展，實在是「賠了夫人又折兵」。

還有，許多民主派人士認為只有沒有篩選的普選才能確認特首的認受性，這種思維實在是過於簡化的二分法，完全忽略了民主政制的運作需要許多的配套，及現實社會的複雜性。舉例，民選國家的領袖當中不乏民望「插水」的人，如台灣的馬英九、英國的卡梅倫；但威權國家的領袖也可以長期得到大多數民眾的支持，如俄羅斯的普京、新加坡的李光耀。一個政府能否建立認受性，除了選民基礎之外，至少還需要兩個條件，一是執政黨要擁有足夠的勢力，二是需要有才能的政治人物。

在台灣九合一選舉中，國民黨敗給民進黨，令馬英九成為「跛腳鴨」總統；同樣，在美國國會選舉中，民主黨敗給共和黨，也令奧巴馬的施政更為舉步維艱，因為民主政治基本上是政黨政治，執政黨推行政策，在野黨監察施政，若果執政黨勢力太弱，施政就會受到在野黨攔阻。在香港，政黨政治未形成，政府沒有穩固的班底支持。現在，立法會選舉是採用比例代表制「大選區，多議席」的方式，令到細黨有生存空間，因為他們只須吸納一成多的選民支持便能成功當選，因此他們的立場多是偏激，不會考慮整體社會的益處，導致現在的立法會細黨林立，各自為政，甚至各懷鬼胎。當政府提出把五區直選改為九區直選，藉此減少每個選區的議席比例，許多細黨為求自保都提出反對。然而，若香港這種「戰國七雄」的亂局未能整合，即使是「普選」出來的政府的認受性仍然會受到「群雄」挑戰。

至於政治人才，香港的泛民陣營是相當缺乏。「香港政改民意關注組」早前作了一個有趣的調查，題目類似是「若可普選特首，市民心目中的人選是誰？」。結果第一人選是林鄭月娥，第二是曾鈺成，第三是余若微，前兩者都是建制派，且在自稱泛民、中間及建制的市民都有支持者，但民主派余若微的支持者絕大部分是來自自稱泛民的市民。由此推論，泛民陣營目前只有余若微是高民望，而且不是社會其他陣營都較能接受的人物。筆者認為原因有兩個，一是泛民的政治人物多欠缺行政經驗，二是香港大多數市民不會選擇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作特首。

再進一步推論，泛民即使成功爭取一個沒有篩選的普選，她們的候選人勝出的機會也很低。現時泛民陣營中只有極少數的人是在建制內推動政策，有些泛民政黨甚至認為黨員加入政府是違反黨規，在這種敵我矛盾的思維下，難以訓練具宏觀視野的政治人才；另外，泛民的政治人物若拒絕與中央溝通，建立互信關係，不但北京不能信任他們，甚至難以獲得大多數香港市民的支持。

上文筆者只是重點式提出民主政制的限制及其所需要的配套和條件，其中最重要的是民眾要離開「原教旨」的極端思維，不把一套民主理念絕對化，尊重其他持分者的意見，重建理性討論的平台，以復和取代鬥爭。鬥爭式的民主其實是建基於極端的個人主義，而復和式的民主則需要捨己的精神，前者與基督教信仰背道而馳，後者則是基督教文化的實踐，筆者留待下文再分解。


虎